一
同为大规模的社会竞争性
考试，古代科举与现代高考颇多相似，故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也颇为深重。与科举的革废是时人议论的焦点这一历史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是，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制度之存废与改革亦成为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
十余年来，每逢高考前后，学界和广大百姓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掀起一股讨论高考的热潮。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关于高考存废与改革等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对于高考存废这一考试研究领域中至为根本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统派”与“独派”的针锋相对。90年代中期以前，对抗的天平基本上倾斜于“统派”一边。但随着应试教育弊病的加剧，整个社会都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矛盾双方遂逐渐势均力敌。1998年春夏之交，由对语文高考试题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对高考自建制以来最为激烈的批判。而“在批判高考、主张废除高考的论著中有一共同特点，即不约而同地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似乎科举在人们印象中是十恶不赦的封建取士制度，而高考既然可以与科举作类比，则可等量齐观，高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加以废除了。”[1]
对高考这样一种与古代科举有着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兼具教育性与社会性的现代大规模竞争考试，其存废与否仅靠考试或教育理论的指导显然远远不够。唯有将高考的存废问题放在科举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方能得出符合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结论。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发现，科举是其中历史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自隋朝科举建制后，经过千余年的运行，科举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已达至相当惊人的地步。由于科举取士关系重大，且历时久远，其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都十分巨大，科举遭遇了各种议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六次争论或改制。[2]争论的结果是科举数次被废，但总似有“神灵”相庇，旋废旋复。而佑护之“神灵”正是科举自身。因为旨在选拔“精英”以治国的科举制与儒家政治理论十分吻合，有非常适宜科举制生存的文化土壤。而且，由于科举是普通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特权、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渠道，对士子的利诱力非常大，科举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员一般都对朝廷忠心不二，从而使封建统治机器运行达千年之久。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又不惜代价精心保养和维护着科举这部精细繁复的人才筛选机器。
如果说，在科举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诸多原因中，与儒家理论相适应这一原因是封建时代所特有的，那么，“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这一因素则超越了封建时代，是科举制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之公平从一开始即为人所识。早在唐末五代时，就有人感叹科第之设，使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头地，无其才的王孙公子沉迹下僚。[3]到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时人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4](p11)历史一再说明，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深为人情、关系、面子所累的国度，以荐举为核心的任何一种选才方法或制度最终必然出现权贵把持、徇私舞弊之弊病。唯有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方从制度上堵住了“任人唯亲”之漏洞。科举虽存在不少问题，但“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5](p3150—3151)。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此。一千多年间虽经许多尝试，却没有任何人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能够取代科举这种考试选才方式的制度。
然而，科举毕竟在清末走向终结。究其因，外部原因是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内部原因则在科举自身，是缘于考试内容和操作者而非制度本身。“如果把（科举）制度比喻为一条流水生产线，那么需要由这项制度来操作的具体内容就像投入流水线上的原料。……产品的优劣并不仅仅取决于流水线本身，还与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员有关。“[6](p263—265)科举之所以到后来无法正常发挥其积极功用，就是因为其内容数百年僵化不变。的确，自始至终，人们在非议科举时，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否定其制度本身，而将讨论或改良集中到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的地域均衡等方面。千余年考试内容僵化的积重难返，是科举终结之根本原因。
在高考制度恢复已逾20年、弊端亦日渐严重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度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想再以此来补考试之弊，的确是吃错了药。”[7]就算古代的科举离我们太远而容易被遗忘，那么“文革”中的“推荐制”和“文革”后的“保送生制度”实行不久即被异化为“走后门”的情形，岂不是历历在目？更何况，这些情形无不是科举建立之前的推荐制和科举被废之后无序的人才选任制度等历史在当代的重演。
不仅如此，现代高考中的录取公平问题，也可借鉴于古老的科举。探讨科举考试中有关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论，以及分区定额录取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对我们认识和改进现代高考分省定额划线招生办法也颇有益处。
从制度层面来说，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杰作”。但和其他任何传统文化一样，科举文化所形成的深厚的历史积淀仍被分为清晰的黑白两半。同样，科举研究的价值亦不仅仅在提供正面借鉴上，对其消极面的揭露批判也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价值。科举因制度而存，因内容而亡。观照科举考试内容对其制度存废的影响，于当今高考内容与形式的具体改革亦不无借镜。[8]
二
如果说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仅仅是在考试形式和作用影响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高教自学考试与科举的血缘关系则要亲近许多。创立于80年代初、具有十足中国特色的自学考试制度，是科举考试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明显存留与升华。
中国建立高教自考制度是世界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是顺应“文革”结束后社会需才急迫而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严重不足，且有大批青年迫切要求自学成才的需要而诞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大办开放大学或走私人办学的路子，而是发明出国家考试这种教育形式？应该说有传统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为中国有“以考促学”的古老传统。换言之，这种独特的教育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渊源。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全国高教自学考试办公室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就认为，“自学考试制度直接源于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学考试继承和发展了科举考试的传统。”[9](p2—3)且不论自考制度本身直接源于科举与否，也无论自考制度的建制者在当时想到借鉴古代的考试形式与否，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科举考试文化作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已在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多少都带有考试传统的遗传因子。旨在“以考促学”的自考制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在新时期的显现。
按国务院198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二条的定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从科举应试者的年龄和考试内容、自学与助考风气以及考试的开放性、权威性和教考分离等特点看，科举完全具备个人自学、
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三个基本要素。科举就是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而高教自学考试在一定意义上有如古代科举。[10]
正是由于自学考试根植于科举，而且两者同为各自时代“以考促学”的大规模社会性考试，在“考”和“学”的各个环节都面临诸多相似问题，故研究科举可以为健全和完善当今的自学考试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这也正是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这样一个非科研机构却花大力气来组织研究中国考试（科举）史，各省自考委下达的考试研究课题中考试（科举）史部分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在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就有以中国考试史为专题的课题，全国教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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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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