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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劳时代》有感
时间:2020-09-16 13:46:36 网站:文库114

近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发布的数据中,有关中国人休闲的占比时间引发热议。根据调查,除去工作和睡觉,2020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 2.42小时,比2018年少了25分钟。

中国人休闲时间被压缩的表象只是冰山一角,海面下隐藏着更值得重视的危机——过劳。

去年,一名程序员在GitHub社区上创建996.ICU项目,号召同行共同抵制互联网行业日渐盛行的频繁加班。一时间,“工作996,生病ICU”成为热门话题。而马云和人民日报的隔空讨论更是将关于“996”话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简单来说,“996”是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时(或不到),总计工作10小时以上,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

虽然我国没有对过劳的医学和法律的判定标准,但毫无疑问,“996”无疑涉嫌过劳。

当然,虽然今天“996”成为了热门的讨论话题,而且我国现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对劳动时间以及加班等均有明确的规定,但超时工作问题一直就存在。

根据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2011至2012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其中42.4%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50个小时,18.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个小时,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70个小时,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71~80个小时,1.3%的受访者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

以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河清教授为首的过劳问题研究团队,曾在2010年对北京市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型员工的过劳问题开展过专题调研,根据日本过劳预防协会提出的过劳死10大危险信号来判断调查对象的过劳严重程度。按照这个评判标准:10项症状出现2项及以下为过劳死“黄灯”警告期;3~6项为过劳死“红灯”预报期,说明已经有了过劳死的征兆;6项以上为“红灯”危险期,可定为疲劳综合症,已进入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调研结果表明,处于“红灯”危险期的人员为26.7%,情况十分严峻。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更新《国际疾病分类》名单,首次把“过劳”列为“影响健康状况或与健康服务相关的因素”,认为它可能会引发相关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过劳状态往往存在未很好控制的、在工作场所长期承受的压力,并有三大症状:感觉精疲力尽;从心理上想远离工作或对工作产生否定感和质疑感;工作效率降低。

媒体以“过度劳累”“过度劳动”等原因报道的猝死个案频发,也印证了过劳问题的严重性。例如,2012年,年仅51岁殉职的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及沈飞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罗阳;2017年1月离世的58岁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日本久负盛名的岩波书店出版的从书——“岩波新书”中的《过劳时代》,虽然是近期才引进出版简体中文版,但其实不是一本“新书”,日本关西大学经济学教授森冈孝二的这本书初版于2005年,迄今已经再版20余次。

之所以这本书持续而广泛的受到读者关注,缘于该书剖析的话题至今仍是日本乃至美、英、德、法等国广受关注的问题。

在书中,森冈孝二教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从全球化、信息社会、管制放松、被消费所改变的雇佣劳动、股份至上的经营、劳动时间、劳动基准等视角着眼,用大量的案例、数据以及其他证据,细致地讨论了日本社会严重过劳的各种现象,以尖锐的剖析严厉批判了日本深陷过劳及过劳死的社会现实。

森冈孝二教授同时在书中相对客观分析了过劳的成因,并从劳动者、工会、企业、法律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缩短劳动时间、消除过劳的具体对策。

《过劳时代》虽然主要内容是剖析日本社会的过劳问题,然而对当下的中国不啻是一面镜子,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书中,森冈孝二教授把过劳时代的出现归于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全球资本主义使得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了手机、网络等通讯手段,同时也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界限;第三,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这种消费资本主义让人们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攀比心理;第四,自由职业者一方面带来了雇佣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导致了收入的两极分化。

《过劳时代》初版于2005年,当时智能手机远未普及,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特别是微信及类似的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使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更加的模糊,不管人在哪儿,工作总是如影随形。这种信息化带来的新型过劳问题正在不断加剧,人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也将越来越大。

在书中,森冈孝二教授总结了若干国家对解决过劳问题的经验。例如,英、美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即提倡采用弹性工作制,但他认为,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长时间工作的问题。而强调对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施行同等待遇的“荷兰模式”,直指问题核心,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荷兰的年平均工作时间比欧盟国家的平均时间短300小时。不仅在缩短工作时间和防止过劳上非常成功,也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

在日本,随着消灭过劳死的社会运动的不断壮大,2014年6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得到议会一致通过,并于同年11月开始施行。当然,即使如此,包括过劳自杀在内的过劳死仍然频繁发生,《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在防止过劳死问题上的作用仍有待观察。

针对过劳死的预防问题,也有日本学者针对“无限膨胀的欲望、消费和生产的恶性循环”,提出了“菜园家庭革命”的构想。他们倡导每周工作两天,剩余五天用以进行家庭农业种植或个体户形式的服务业和手工业。这种思路试图以小农家庭为核心,推动过去大量生产、大量浪费的“扩张型社会”转换为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

在当今社会,企业和个人都在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森冈孝二教授通过《过劳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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