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私家车用煤炭做燃料
李开周／文
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就目前的技术而言，用酒精做汽车燃料是有风险和代价的。第一，发动机启动慢，冷天难启动，热天易熄火；第二，动力小，起速慢，怎么踩油门都飚不起来；第三，酒精没有汽油燃烧充分，部分燃料碳化，会使发动机寿命缩短。不过烧酒精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便宜，比烧汽油烧燃气的成本都低。权衡利弊的话，私家车暂时还是烧汽油为妙，而出租车对车速要求不高，折旧起来又快，用不着太在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所以不妨试试酒精这种代用燃料。
闲了翻翻民国文献，那时候的情形竟然跟咱们现在完全相反：像出租车、公交车这样的公共用车，大多烧汽油，倒是私家车纷纷选择了代用燃料，很奇怪。
民国汽车都用哪些代用燃料呢？两种，一是酒精，再就是煤炭。
酒精做燃料毫不稀奇，我们现在就在尝试，煤炭用到汽车上就鲜见多了，不过在民国时期，像抗战后的天津、长春、哈尔滨和石家庄等北方重镇的街头，经常能见到改装后的烧煤汽车在跑来跑去。
普通汽车改装烧煤汽车的具体方法是这样的：把车尾的行李舱舱盖掀掉，安上一个火炉子和三个铁罐子。其中一个罐子装水，用来往炉子上喷水雾，以便让煤炭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另外两个罐子则装了滤网和炭心，以便把一氧化碳里的水汽和粉尘过滤掉。这一个炉子和三个罐子协同工作，可以输出干净的一氧化碳，然后在炉子上接一根能耐高温的输气管，把生成的一氧化碳送进发动机，让它们在那里燃烧、爆炸，最后转化为动力。这样表面上烧的是煤炭，归根结底烧的还是燃气（一氧化碳是燃气的一种）。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那样直接烧燃气呢？主要是因为科技落后，还没有出现安全的燃气存放工艺，搁一煤气罐子在车上，搞不好会爆炸。
汽车烧煤比烧酒精的风险和代价还要大。首先启动的时间太长，烧汽油的话，啪一打火，挂上档就走，改成烧煤，得生炉子，废报纸点着了扔进去，添柴，加煤，用大扇子扇旺，往炉子里注水，然后才能打火启动，启动一辆车的工夫，黄瓜菜都凉了；其次不能跑长途，早上带一炉子煤出去，刚跑出去八十公里，煤烧完了，还得把车停到路边，步行去附近的商店买煤，要是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那就只能推着汽车回家了；再其次，开车的途中很麻烦，每开一段路程，都得下车清理炉灰、往罐子里续水、拿根火棍捅火炉子，以免中连熄火。有时火不旺了，有时缺水了，一氧化碳立马短缺，这样发动机的动力接不上，汽车前行时一拱一拱的，搞得十年驾龄的老手开车就跟驾校开除自学成才的马路杀手似的。
有朋友会说：既然烧煤这么麻烦，那烧汽油不就得了。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时候私家车去哪儿弄汽油啊？本来中华民国就是“贫油国”，石油产出量极少，又加上军阀混战需要汽油，革命军北伐需要汽油，抗日战争需要汽油，后来的国共内战更需要汽油，连从美国进口的汽油都拿去给飞机坦克用了，留给民用的汽油实在少得可怜。
物以稀为贵，民用汽油少了，市价自然就高。比如说1947年8月8号，杭州大报《正报》第二版登载当时物价如下：
本土米每石售价是35万元（法币，下同），越南米每石售价是38万元，而美孚散装汽油每升市价是37.5万元。
给汽车加一升油，够买一石米了，当时一石米是160斤，像我这样的饭桶也够吃俩月的。一升汽油能换俩月口粮，可见那时候汽油有多贵。
您说：我不差钱，再贵我也用得起。OK，我信，可是我得告诉您，钱可不是万能的，在民国买汽油，您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足够多的购油证。什么是购油证呢？这东西就跟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用过的票证一样，是产品严重短缺时的产物，拿着它才能给车加油，要是没有它，您就只能到黑市上买更贵的汽油了。在油荒严重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汽油优先供应军队、党政机关、学校和报社，民营企业用油和私家车用油被严格限制，想加油，先拿着驾照和行车证（当时叫“行车执照”）去交通局办一张购油证，一张购油证能用仨月，限加18加仑的汽油。如果多加，或者加油时不拿证，交通局将吊销你的驾照。18加仑是多少？才五六十升而已，绕北京六环转两圈就没了。没了怎么办？那就只能烧酒精，烧煤炭。
解放前夕，油荒更严重，公交车都得烧煤。一辆辆大公共呼哧呼哧往前跑，前面坐乘客，后面烧锅炉，司机开车，售票员卖票，烧火的师傅不停地往炉子里加煤饼，车顶上方的铁皮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堪称民国一景。
李开周，男，生于八零年代，做过测量和预算．2006年改行写字，现为新京报、广州日报、万科周刊等媒体撰写专栏。著有《祖宗的生活》、《千年楼市》、《舌尖上的大宋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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