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寺，伊斯兰教建筑群体的型制之一，是穆斯林举行礼拜、举行宗教功课、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是阿拉伯语“麦斯吉德”的意译。“清真”一词，在汉语中原作纯洁质朴解。明清之际的中国回族学者在解释教义时说，“清”是指真主清净无染。不拘方位、无所始终；“真”是指真主独一至尊、永恒常存、无所比拟；“寺”则是沿用了中国古人对佛教、景教、袄教等宗教的宗教活动场所的称谓。由此可见，“清真寺”的含义要更深远、更含蓄，涉及的范围也更广泛，可以说，“清真寺”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了。
随着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真寺文化。清真寺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而具有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复杂的文化特色，它既是穆斯林社会政治活动的中心，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还是穆斯林的文化活动中心，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它具有一种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功能。清真寺的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清真寺文化。
中国的清真寺文化涵盖面很广，清真寺的最根本的职能是举行宗教活动，而宗教活动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人”在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就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组织制度，即教制文化；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一种有形载体，它对穆斯林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伊斯兰文化的最主要的研究、传播地点，在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和发扬过程中，教育是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随着历史的演变，形成了中国的清真寺教育文化；清真寺作为一个宗教活动场所，有其具体的建筑型制，所以有其建筑文化。教制文化、教育文化和建筑文化是中国清真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清真寺文化的精髓，对这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是对了解中国清真寺，发挥清真寺重要社会职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教制文化
教制文化具体体现为教坊制度。教坊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传统组织形式之一，它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包括周围穆斯林居民的一种宗教和社会的群体单位，它具有二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独立性：凡是十几户、几十户、几百户，无论人多还是人少，还是穆斯林聚集地区，一般都有一座清真寺，聘请一位阿訇任教长，领导一坊过宗教生活，凡在该寺举行宗教活动的教民，都属于该寺的坊民，归教长负责，对本寺尽义务。这一区域便形成一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与其他教坊无任何隶属关系；第二，教长聘任制：各坊的教长，由本坊教民在德村兼备、德高望重的阿訇中择聘，教长既非世袭，也无特权，即可是本坊人，也可是外坊人，但因亲戚家族等缘故，为便于宣教，一般都不请本坊阿匐。教长任期三至五年不等，可以连任。
教坊的地域性和独立性导致清真寺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本坊教民的乜贴，但随着改革开放，现在不少清真寺实行了“以寺养寺”，有了清真寺的企业，其经费也不再单纯依靠教民捐助。
清真寺内的组织是逐步完善的，唐宋时有管理教务的“筛海”教长和管理民事的“嘎锥”（宗教法官），后来形成“三掌教制”，即（一）伊玛目：又称“掌教”，专司领拜和掌管教规八二）海推布：又称“二掌教”或“协教”，专门负责宣读“呼图白”，通过诵经说教来劝导坊民。在河北、山东、东北一带，海推布为认行洗礼；（三）穆安津：亦称“三掌教”或“赞礼”，是清真寺的宣礼员，每天按时念“邦克”，召集大家来礼拜。在三掌教之外还设阿訇一职，阿訇不同于三掌教的世袭制，而实行聘任制，阿訇作为教长，教职最高，受聘于一坊，主持该坊的全面宗教事务，担任开学讲经及宗教学说的教授工作，故又称“开学阿訇”，此外，阿訇还为教民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伊斯兰教最初传人中国，既无派别，又无门宦，统统是相习传教，后被称为“格底术”（老教）。三掌教制是“格底木”的教坊制度。在明末清初，苏非派（神秘主义）传人中国，后来形成门宦，门宦教主对其所属教坊，实行严格控制，于是产生了“热依斯”制和“穆勒什德”制。他们都代教主管理一个区域内的数十个教坊，有的“热依斯”后来独挑大旗，成为独立的一支派，有的代代相传，成为世袭制。
十九世纪依赫瓦尼传播后，“海乙寺”制又相继出现，“海乙”是阿拉伯语语的音译，其意思是“地区聚集地”、“海乙寺”与一般清真寺就像乡镇与村庄的关系。一个海乙寺，管辖十几个或几十个小寺。海乙寺的掌教管理所属小寺的阿匐，有出“候昆”教法和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力。
“三掌教”制、“热依斯”制和“穆勒什德”制及“海乙寺”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它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是不可磨灭的，教坊制度为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特征的回回民族的产生起到了纽带的作用，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今中国清真寺的组织机构，大多是由民主管理委员会处理事务，聘请阿訇处理教务，三掌教制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清真寺的教坊制度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改变和完善。
教育文化
在伊斯兰教史上，教育一开始就与清真寺结下了不解之缘。诵读《古兰经》，学习《圣训》是穆斯林教育的首要内容，而这些活动都是在清真寺进行的。因而清真寺便成了穆斯林教育的摇蓝。教育对于中国处于亚文化地位的伊斯兰文化尤为重要，而清真寺在其中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伊斯兰教的教育始终没有脱离开清真寺。中国伊斯兰教育的主要形式回回经堂教育便是诞生在清真寺，它在传播伊斯兰教、弘扬伊斯兰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堂教育又被中国伊斯兰史学家称为寺院教育，便是清真寺所在经堂教育中的地位的具体体现。所以，可以把中国清真寺的教育文化具体为经堂教育制度。
“经堂”本是我国清真寺中建筑布局的一个场所，清真寺是主体建筑回回礼拜殿南北两侧均有对称的厢房，而阿訇讲经的厢房便被称为“经堂”，“经堂教育”由此而得名。经堂教育是公元七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传人中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经唐、宋、元、明四个朝代的漫长历史岁月，到明末已初具规模，经堂教育的集大成者回回胡登洲便生活在这个年代。
胡登洲（1522年——1597年），是长安城北渭城湾人氏；家道小康，自幼刻苦攻读宗教经书，并兼习儒学，胡登洲多年蓄志，谋求中阿波译述融汇贯通，并制定出一套经堂教育大纲。他刻苦钻研、孜孜不倦，在其五旬之际，终成宏愿，他在家自办教馆，收徒百余人。他的这一举动影响很大，在他的精心培养和教育下，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从而为中国经堂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堂教育的宗旨和形式
经堂教育的创立，旨在改变回回民族愚昧无知的状态，提高穆斯林的素质。《经学系传谱》明确指出：“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人之饥犹可也，愚则必不可也。只缘愚则必惑，终至于迷耳。”胡太师卓识远见，深刻理解文化知识对于人们立身处世的迫切需要。所以五十而立仍学习诗书，继而皓首穷经。最后创办经学，其宗旨就在于通过教育手段，提示伊斯兰教理，教育穆斯林道行经训，培养穆斯林宗教人材。
经堂教育的形式，一般分为大学、中学、小学。赵振武在《三十年来中国回教文化概论》一文中介绍说：“所谓寺的教育者有大学、造就阿訇之学府也；有中学，中年失学者受教处也；有小学，儿童之教育也。”经堂小学主要是向穆斯林儿童和少年进行伊斯兰教知识的启蒙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掌握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知识，学会一些《古兰经》中部分常用的章节。中学教育的对象是从小没有受到系统教育的成年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亥贴》。大学里主要培养专门的宗教人材，毕业以后多被聘去讲经或任开学阿匐。大学学制无定制，以学成为准。
由此可知，经堂教育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穆斯林青少年和成年人中普及宗教知识，二是培养未来的伊玛目，伊玛目的职责是弘扬教义、教法，主持宗教活动和婚丧礼仪，处理穆斯林内部的民事纠纷。经堂教育的课本及课程概括地说，经堂教育的全部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部分。基础课包括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实际这些都是掌握阿拉伯语的工具课。专业课包括：认主学、教法学、圣训学、哲学、《古兰经》注及波斯语文法等。
一般而言，经堂教育的大学课本中有十三读本，是各地经堂教学中必读的。俗称“十三本经”。分别为：
1、《连五本》；2、《遭五．米素巴哈》；3、《满俩》；4、《白亚尼》：5、《凯俩日》；6、《韦噶业》；7、《呼托布》；8、《古力斯坦》；9、《艾尔白欧》；10、《米尔萨德》；11、《艾筛尔图．来麦尔特》；12、《亥瓦伊．米那哈基》；13、《古兰经》经注。
经堂教育的课程体系形成于经堂教育的后期。在陕西，经堂课程设阿语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教法学、理学、认主学。前三门属语言课程，后三门属宗教课程。
至于经文小学，并无沿革的课程设置。
胡登洲创立经堂教育之后，培养了大批经师，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朝，他的再传弟子们活跃于东西南北各地，并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不同学派，其中最具特点的是；
1．陕西派，也称“陕学”，以陕西为中心而著称。系胡登洲倡兴，中经冯、海二先生，兰州马、摆阿匐等几代至周老爷时发扬光大而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一个经学学派。其经学风格是阿拉伯语和认主学的课程。讲授方法精而专，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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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真寺文化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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