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
主持人的话去年年底在肇庆召开的当代文学学会年会上，我作过一个
发言，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残缺的当代文学，它空缺了两大空间：一是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一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于后者，也不是说这许多年来没有人研究，而是由于文字语言以及文化上的隔膜，我们主要面对的只是现代汉民族文化教育体制培养下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及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尽管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多少也能感受到某种非汉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但毕竟是间接和朦胧的，所以我用了“隔膜”这个词。何况，即使是这“间接和朦胧”的美学境界，也受到汉文化审美标准的严格筛滤，很难说能够真正解读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性。
关于这个缺憾，我是有深刻体会的。1998年我着手研究当代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所列举的都是用汉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当我在韩国作学术讲演时，有一位韩国学者就提出这个问题，据他提供，中国朝鲜族作家金学铁先生的长篇小说《二十世纪的神话》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潜在写作”，金先生早年参加抗日联军，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失去了双腿，文革时期他深受迫害，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创作了这部批判意识强烈的作品。当小说用朝鲜文（韩文）在韩国出版后，被韩国学界誉为朝鲜族的“当代鲁迅”（朴宰雨教授语）。我对此只能感到惭愧，因为我托人从汉城买回这部小说时，面对韩文我仍然一筹莫展。由此推想，少数民族文学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彝族作家纳张元先生是云南大理师专中文系的教师，又是一位创作了不少作品的小说家。1999年他在复旦大学进修，直接参与了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修订讨论，关于非汉民族文学的章节，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
材料。复旦中文系师生曾为他的创作开过一个认真的研讨会，在会上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读解非汉民族文学作品的意见。严格地说，纳先生也是一位在“现代汉民族文化教育体制培养下”的少数民族学者和作家，他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分明并存着与汉民族文化同质的“现代文明”意识与异质的本土意识，我们这次发表他的
论文和一份研讨会纪要，都不能算是成熟的成果，只是想借此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学界的注意。
陈思和
新千年第一篇文章，2001年元旦晨
纳张元，男，彝族，1966年10月10日生。童年在千里彝山苍凉的古歌中泡大，上学后认识了一些“蚂蚁脚杆模样”的汉字，血脉深处的民族记忆逐步被唤醒，终于将种种思索与困惑凝固为文字。自十七岁发表习作开始，迄今已有《走出寓言》、《二月妹》、“飘荡的山魂”系列、“彝山纪事”系列等上百篇小说、散文发表。现任大理师专中文系教师。
以下为复旦大学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在纳张元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主持人：
陈思和
参加者：
纳张元、张新颖、王友贵、柳珊、周伟鸿、蔡兴水、安承雄、黄红宇、钱亦蕉
陈思和：纳张元来自云南大理山区，审美感受和我们城市里的人可能很不一样。先请他本人谈谈自己的
写作情况。
纳张元：我大学时写过一些作品，但都不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没什么特色。一些编辑劝我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说一种题材往往决定一个作家。于是，我开始关注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外面人看我们，更多看到一些美好的方面，我倒觉得许多东西值得反思。比如，人家觉得我们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我觉得这种道德观是极端贫困的产物；再比如走婚的习俗，往往造成男人的懒惰、暴力械斗、对妇女不负责任等现象。自己写自己的民族，可以如实描写，没有顾忌。《二月妹》发表后，被认为是代表了本民族年轻一代的觉醒。这些年来，我在创作上一直朝两个方向努力：一是在语言上找到自己的个性，二是不简单流于风情描写，而致力于文化反思。欢迎各位提出批评。
1.两种文化的悲剧性冲撞——启蒙话语的味道是否太浓？
王友贵：纳张元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写作资源，常常在小说里写封闭的彝山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撞。这种外来文化往往是汉文化，也有裹挟在汉文化中的域外“新玩意儿”。冲撞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悲哀的，似乎彝山文化已经十分脆弱，外来影响，哪怕是小到一条狗，都像是一场地震，一道眩目的闪电，震荡甚至改变着彝乡人的生活。但应该指出，虽然作者对本民族习俗文化持批判目光，他对汉文化却不抱肯定态度，小说中的“外来”冲击至少是突然的，不负责任的。
陈思和：读纳张元的作品，我有个总体感觉：他的作品里，1985年“寻根文学”的味道很浓，表现了人的两难境地。对陌生的东西反感、抗拒，但又承认它是文明；等回过头来批判家乡落后现状时，又不得不用这种文明作参照系。他对家乡所用的形容词大都很险恶，少了点温馨的感觉，从这里能感觉出我们非常熟悉的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背景。他要在多元的文坛上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应该用更加宽阔的胸怀去看待两种文化的对立或对话。
《日子》这篇小说很有现代派的意味。它写了一对山寨老夫妇一天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一天也就是一世。这种即将逝去的生命，年轻人可能不屑一顾，它就像黄昏里的余晖，快要消失了，但摸上去还是温暖的，里面有很感人的东西。老人周围的东西，譬如小花母猪等，都是很有生命力的，用这些有生命力的东西来烘托两个老人，就使得他们也充满生命力了。好的小说令人感觉不枯竭，很温馨，《日子》就是这种小说。
《老叫驴》写一个到处跟女人调情的老光棍，很有意思。在写普通人物的时候，纳张元常常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民族的底气，这是很可贵的。但是结尾过了，文化馆的干部来收集民间文学，老光棍本来专门唱情歌的，这时却唱起了彝族史诗《创世纪》，获得大家的一致尊敬，这就成了一种教化的东西。不是说史诗不好，但不应该把史诗放在这样的场合。热比和老叫驴之间的冲突可以用民间化的方式写出来。
《走出寓言》寻根的味道太浓。整个山寨的氛围很阴森，然后两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进入这寓言，这种对比当中，概念化的东西太多。纳张元把传统视为神圣的东西大胆嘲弄，甚至亵渎了，这是对的，但他自己应该很有力量，把各种文化的因素都吸纳到自己身上。福克纳写家乡，背后有更广泛更坚实的民族的底气。要把人物放到阳光下面，给人以亮的感觉。
柳珊：纳张元的小说及其文字的魔力来源于他的根——千里彝山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彝族人民，但因为他的叛逆意识过于强烈，或者说由于他对现代文明过于相信和憧憬，他不能认同祖祖辈辈也是他自己曾经身没其中的生活方式，所以他的启蒙反思不如“寻根派”的深刻公允。反而磨损了他的情感的动人性。当然，我们不是要求他像张承志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性或宗教信仰而摇旗呐喊。问题是，他或许应该彻底地放松下去，真诚地感性地面对他的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这命运像回荡在千里彝山中的情歌一样，千百年来不断重复，却又能不断给人以新的感动。
张新颖：与小说相比，纳张元的
散文写得更拘谨。这是因为散文的理性控制力量更强，而不能被理性控制的部分他总是写得特别好。观念总要比生活原貌简单，它像一束光，只照亮生活的一部分，被阴影覆盖的那部分就无法进入
视野中来。糟糕的情况下，遮蔽的部分比照亮的部分还要多。陈老师刚才提到福克纳，他在写自己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郡时，就特别强调民族忍耐的力量。
陈思和：一个民族能延续这么长的时间，背后肯定有某种心理上、物质上的东西支撑，这种看不出的力量在哪里呢？
蔡兴水：纳张元的作品描绘了山里山外两个世界。作者在这两个空间中追寻、游弋，似乎都感到不满意，于是他的目光常常显得迷茫、困惑，有种无所皈依的失落感。可他的批判又是浮在表面上的。他的作品大都靠故事来支撑起全篇结构，引发读者兴趣。他讲述的故事较为生动，但往往也很短促。光靠故事进行创作，我认为是不够的，一旦故事讲完了，作者还能给予我们什么呢？
陈思和：不！作家写作的时候千万不要老是想着要给予读者什么。《二月妹》这篇小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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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大山里的文学——纳张元作品研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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