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发展/特质/主动/非均衡/台阶式/耗散结构/“四有”新人
【正文】
中国面向21世纪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融入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中，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立足国情的主动选择
一种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从经济发展的类型看，有“内生型”和“外生型”。内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是被动式的、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就认为：相对落后本身可以有助于发展，由于可以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比1780—1850年间的英国或西欧增长得更快。［1］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挑战的回应”，“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2］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对当代中国主动地推进经济发展的反复论证。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积极吸取历史教训，主动迎接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他多次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遭受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列强欺负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经济落伍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独立和发展，而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再三提起历史上落后挨打的教训，并不是出于单纯防御性的考虑，而是以此激发全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爱国热情。他说，要懂得一些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
中国主动式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更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政治、人口大国，但经济上还是一个弱国，这同我国的地位不相称。邓小平认为，认识落后，是为了激励我们奋发图强。新中国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就是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以便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经济越发展，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中国现代化越是不断推进，我们就越能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他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不仅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且会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新路，向全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是民族利己主义，恰恰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实现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又放眼世界，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联系了起来，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联系起来，将爱国主义上升到更高的理性阶段，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主动寻求经济发展的昂扬姿态和恢弘气势，这是其他经济发展理论所不具备的品格和特质。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传统势力强大，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经济发展的发端，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输入才能启动其经济发展。邓小平完全不是如是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不是被动式的，而且也不是由外国促成的。他在多次重要谈话中都有力地阐明了，中国只有依靠内在的力量和积极性实现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上，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4］
世界上确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依赖发达国家而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但这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不适合中国，邓小平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过去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些发达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资金、技术方面支持了它们，又由于它们劳动力工资低，其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钻空子，加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小，现代化比较容易实现。而中国这样社会主义大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不可能走这种完全借助外国实现经济发展的“捷径”，“要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实行开放政策能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补充。”［5］他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篇著名谈话中详细分析了我们实现四化目标的四条根据之后，就肯定地宣布：“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6］（P.233—234）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内生”式的，而不是“外生”式的。
对比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和西方传统发展观，其主要区别不是在于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实行对外开放，要不要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而在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立足本国，还是依赖外国，是主动迎接现实的挑战，还是一种“被动的抉择”。邓小平
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经验和规律，又深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全球发展的高度认识到，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发展，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1978、1979年）的谈话看，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他这两年反复阐述的一个话题。既要立足本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又要引进外国先进成果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质。
二、发展的创新模式
1986年，邓小平在同新西兰总统朗伊的谈话中谈到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又说：“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3］（P.155）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地区地波浪式推进发展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正是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我们过去提倡的缩小差别和均衡发展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这种“平均发展”，严重地压抑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丧失生机和活力，使我们长期陷入“贫困——平均发展——贫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
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
报告，在这篇著名
讲话中，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还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话：“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4］（P.152）这就是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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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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