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和显著特征，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然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又面临新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本文提出并思考了20世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世纪性难题——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问题。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行程，两次回答了这个世纪性的难题，第一次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肯定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第二次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对于实现了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社会主义，重新进行思考，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途径、动力等思想，系统地解答了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世纪性难题，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新的振兴社会主义运动之路。
一、马克思晚年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但在实现跨越之后，又面临着新的世纪性难题
马克思所提出的“晚年设想”，主要表现在下列文献中：《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三个复信草稿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晚年设想”因其探讨的是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并且是直接针对东方国家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而言，因此被学术界称之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它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它表明：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和民族，不必然只具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可以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上证明了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是“伟大的创举”而绝非“历史的误会”。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在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跨越问题本身的思考上。马克思当初提出跨越设想时，较多地考虑的是如何跨越、能不能跨越以及跨越的条件等问题。至于落后国家在实现了跨越之后，如何继续沿着跨越的取向走下去，如何巩固通过跨越所取得的成果，马克思当时没有来得及考虑。但是，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提醒人们思考这一“世纪性难题”。
马克思“晚年设想”所揭示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上篇”，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更为艰巨的“下篇”需要完成，即建设好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犯了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错误，从而使得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毫无疑问，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社会主义，无论就其生产力水平，还是其所有制形式、产品分配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都与马克思早年所构想的那种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然分娩”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差距。无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差距，必然会在实践上陷于误区：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期望在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径直走向成熟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这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导致“贫穷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对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有着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正是由于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才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完整地解答了在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邓小平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作出了系统而科学的解答
正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视角出发，邓小平既吸取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思想精髓，同时又有新的突破和创新，系统而科学地解答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纪性难题。
（一）吸取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思想精髓，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之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奠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格局，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注：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页。）。马克思的“晚年设想”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头，二者息息相通。
1.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邓小平理论不仅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点上与马克思“晚年设想”具有一致性，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革命，则要将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作为一次新的革命，它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向。在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邓小平还指出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2.关于对外开放。马克思在提出“晚年设想”时，特别注意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俄国为什么具备了直接在村社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呢？马克思认为，俄国没有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这就决定了俄国可以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进行革命，并借助同时并存的外部条件来加速发展生产力，在短时间内把本来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赶上来。针对俄国当时的特定情况，马克思明确指出：“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马克思认为，俄国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时，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
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加以改造，使之与农村土地公有制相结合，并成为新社会的起点。这是一个光辉的思想。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科学性，它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能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要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成果，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与世界经济接轨，这应该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所倡导的对外开放，就是为了打开国门，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这意味着，中国在实现了社会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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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运动世纪性难题的科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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