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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间是云水泱泱，指尖上是尘土茫茫，太初混沌明目张，巨斧开洪荒。
翻阅琅环阁，回首五千载，跟着余秋雨先生的文字看那立于莫高窟门外呈圆形，状似葫芦，外敷白色，高高低低地垒在青砖基座上的僧人圆寂塔，只余愤怒与悲哀。
是啊，连作者也不知如何解说这个巨大的民族文化悲剧。作者的难题，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难题。余秋雨先生想向王道士跪下，低声求他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难道“等一等”，莫高窟就会有更好的命运吗?即使拦下偷运经卷的车队，“被拦住的车队”又将驶向哪里?
陷入两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答案 。作者说：“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因此，或许一切的答案，要从王圆篆这个小个子的小人物身上寻找。
余秋雨先生告诉了我们，我们也同样确信，王道士无疑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 他粉刷壁画, 砸碎雕塑, 破坏佛教文化，堆塑他的天师、灵官。他从外国冒险家斯坦因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 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稀世文物一箱箱运走，他所有的罪行罄竹难书。
可是，我们若让这具无知的躯体肩负起这笔文化巨债，把所有的责任，把一个民族的巨大悲剧全部推到这个卑微，渺小，愚昧的王道士身上，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无趣，难以置信。那，到底是什么酿成了这个悲剧呢?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王道士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我们心中的“罪人”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他勤劳认真得仿佛一个老农，一个符合“五讲四美”规范的新时代公民。
但这样的认知说到底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王道士粉刷壁画后，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成了一片净白;婀娜的体态化为碎片，柔美的浅笑成了泥土，一切化为虚无。我们只能这样说，王道士越是热爱他的“家”，越是对美追求得热切，越是认真负责，对文化的瑰宝的毁坏，就越是彻底。他越是勤劳地巡查他的庭院，悲剧的发生就越不可避免。他越对他的职业尽忠职守，文物的命运就越朝不保夕。这看起来像是一出荒诞的黑色喜剧，生活显现出了一种完全的错位。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从王道士的立身处境出发去看他的作为, 王道士并没有错。他之所以成为文明的“罪人”，是因为余秋雨先生和我们是站在文明的立场上进行评判的。当时间线前行，文明进一步发展，正确往往就成了谬误。王道士如果处于一个村落之中，他无疑是一个好农民。但可惜，他被历史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这种错置，就像一个穿着戏服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生动的。但若是走在人群喧闹的大街上却显得滑稽可笑。
我们之所以感到悲哀，无非是我们疑惑本该在自家院子里举行的文化盛宴怎么跑到别人家院子里去了呢?
人不可能超越生存的荒谬境地，但是人应该从历史错位的悲剧中发现历史应有的面貌，对照现实的缺陷，使未来的道路清晰可见。启示人去超越当下的不足或许也是道士塔一文的意义之一吧。
同样，只片面的要求欺骗着不去行骗就像弱者对长出牙齿要吃肉的老虎恳求：“你可不可以不用你的牙齿”一样可笑。被欺骗者怎样让自己不被欺骗才是关键所在。
欧美文化与中华文明无法进行比较，但二者对待文化的方式却是大有不同。1636年，一个叫哈佛的传教士初到北美大陆，唯恐谋生艰难，以至子孙后代很可能在开辟草莽时将文化抛于脑后。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哈佛捐出了所有藏书、财产，节衣缩食，办了一所大学，让后代从欧洲教育终点开始，这就是——哈佛大学的起源。中国人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充足后才让文明起步，而欧美却先关心文化播种的问题。
所以，人的被错置的命运是导致历史荒谬的本源所在，文化认知落后，缺乏文化自信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主要因素与背景。
怀特海说：“观念之史便是错误之史。”文化进步本质是观念客服谬误，摆脱束缚抵达更自由的纯真的过程。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积淀丰富，因此传承更具考验。在文化中定于一尊，缺乏自信与创造力，必然导致文化迟滞与落后。要从根本上避免文化悲剧，就需要用兼容并包不卑不亢的心态去通晓中西文化，正确地找回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代代的传承，自信是一点点的积累，历史不是架空而来，而是你我这样的小人物书写出来的。历史终将证明谁经久不衰，谁是匆匆过客。诸君努力，则天道终还。
毛主席教导我们劳动最光荣，邓小平教育我们能抓老鼠才光荣，而这默默屹立的圆寂塔告诉我们重拾文化自信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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