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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级经济学荣誉学士班开班发言稿
平川木
前方提示：这是一篇政治正确的说教稿。
201*年9月13日
我像你们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打包行李准备动身去军训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的军营在昌平的一个部队里，编号66391。时隔十一年我还能把这个数字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在66391的二十天时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在所有的意义里，最重要的大概可以挑出以下几点：
第一，我在军营里参加了实验班的面试，并且像你们一样幸运地成为了实验班的一员，从此开启了热爱经济学的坎坷旅程。
第二，在队形队列训练时我见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女生——东北人，我们院经济系的。在我后来写的小说里，所有的大美人都长成她那个样子。
第三，军训期间我写了整整一本子诗，昌平所有的人文自然景观——包括太阳、泥土、花草和卖火腿肠的小卖部——全都走进过我的诗里。但这个事情其实一点都不浪漫：我并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且饱含诗情的人，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写过诗，当时大量“创作”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无聊。
我们当时是全封闭的训练，身边没有书、没有手机，而训练强度很小，于是每天都剩下了许多无处打发的时光。每天晚上熄灯后我都翻墙出去，躺在国旗台的大理石上看旗杆由粗变细汇入北斗七星阵，二十天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人的一生里，比天天吃红腐乳拌馒头更可怕的，是停止学习和停止思考。
躺在国旗台上的时候我十七岁——跟你们一样大的年纪——想吃，想睡，体内涌动着耗不尽的荷尔蒙。在枯燥的军营里，我对即将到来的真正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并且绘制了一幅美好的蓝图：每天课后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志愿者项目；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提问，每科都考一百分，毕业后做一个经世济国的人。
离开66391、回到学校后，我一如计划地加入了学生会、党委办公室《学生思想动态汇报》编辑小组、马克思主义研习社、篮球队和田径队。但是，仅仅一个学期，我就因为个子矮且不愿意打后卫而被篮球队除名；一个半学期后，又因为长期憋不出政治学习报告而被党委办公室劝退；两个学期后，在学生会连任选举上落选。我唯一坚持下来了的事情是带田径队，先是院队（当年院队的主力多数是实验班的学生），后来是校队。四年过后，入学时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一星半点，课外活动里值得骄傲的事情只有一件：我带的女子队在2008年北京市大学生运动会上拿了团体第八，这是外经贸从1951年建校以来最好的成绩。
学习上我也没像自己想象那样成为全能选手。除了体育测试都是满分外，我没有哪门课程拿过一百分。大学四年，出于对某些科目的爱好、也出于不喜欢同别人抢课的懒惰，我把“杀手名单”上的人上了个遍，包括中文系的刘虎、英院的“梅兰竹菊”和经贸院的若干老师。他们最后给我的成绩总是很相似：“名次：第二，分数：89”，或者，“名次：第一，分数：89”。我四年的平均绩点只有3.5，除了总选“杀手课”这个借口以外，还有偏科的缘故。我喜欢精致的数学模型和微观经济学，不喜欢计量和金融。我把微观一直上到了高阶，并且装模作样地做了不少模型、写了三篇论文；而会计、金融课程一概不选，与此同时所有计量经济学的课都用来了吃板栗和看小说。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上了整整一下午的计量，我在那三个半小时里实在感觉百无聊赖，于是挥笔给当时的男朋友写了满满四页A4纸的信，在信中讨论了台湾问题的三种解决方案——没几个月后那个男生就跟我分了手。
大学毕业后，我攥着一张不漂亮的成绩单和只有体育奖牌没有实习经历的履历回了老家。在成天游手好闲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起《新华字典》上的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现实情况可能比这个更糟糕，由于一些家庭原因，我无法去读博士，同时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工作——我不想做金融，更不愿回体制内，每天喝着西北风却觉得自己不应该忘记当年躺在66391的国旗台上发的黄粱美梦。
我硬着头皮给所有叫得出名字的银行和智库的经济研究组都发了简历，最后只收到了高盛的面试通知。我心想，在投行做研究虽然不能经世济国，但也勉强可以算曲线救国，于是打印了在校期间写的六篇论文就过去了。面试官问我：“有哪一点能保证你能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其他人有的毕业于常青藤，有的有丰富的实习经历。”我说我热爱经济学，然后把六篇文章一字排开摆在她面前。她仔细地看了十分钟，问：“你微观好还是宏观好？”我迟疑了一下，说微观。她说但是我们的职位是做宏观，我说那我从今天开始重新学。
所以我工作的六年更像另一个大学六年，每天读文章、看教材、做数据、写报告，没有夜生活，甚至也没有周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我大学的逃课和偏科买单。
回过头来看，如果要现在的我对离开66391时的自己说点什么的话，我想说：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吧，数学、英语、所有基础的经济学学科，到毕业的时候，拿一份好成绩，并且真正地学会学习和思考。这话听起来有点似曾相识，它与我十一年前躺在国企台上勾画的蓝图并没有太多差别。所以很多时候，人在年轻时并不是不明白道理，而是随心所欲地过着过着就把道理给忘了。
当然也有同学可能会问：“四年大学时光都这样过掉岂不无聊了，人生难道不应该追求有趣吗？”这让我想起之前有个读者在我公众号后台问我：“你的杂文和随笔读起来好好玩哦，你是怎样能把它写得这么有意思的呢？”我没有回复这个问题，因为它后面藏着一个残忍的、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解释清楚的真相：所有看似思维跳跃但又不乏逻辑的行文都是我通过反复的分析才把段落链接起来的，而那些看似好玩的文字其实都经过了逐字的推敲。这个过程是极其乏味的，而我之所以能坚持做下来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喜欢，二是相信自己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之后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优于大部分的人。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研究。你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实验班，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不少人会因为热爱而与经济学相伴终生。这将是一个温暖但又让你百感交集的旅程，在你获得一点点成就之前，你可能要忍受很长时间的枯燥、寂寞，以及相比于其他同学而言的——穷。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王小波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反熵”。“熵”是一个热力学的概念，王小波用“反熵”来指代那些看起来与世俗社会追求相反的、需要大量付出却可能收获寥寥的行为。在不少财经院校学生看来，做经济研究就是一种反熵，而学好财会金融去做IBD才是熵增，或者像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个女生一样，一毕业就嫁了个有钱人，轻轻松松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也是熵增。
王小波在《我为什么写作》里用不短的篇幅解释了他自己为什么“反熵”，但他没好意思明说的是：其实在他看来，他那些摆脱了世俗价值观束缚的追求才是熵增。同样的，若从追求轻松休闲、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做经济研究可能是反熵，但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思维的乐趣，发现或解释或解决了经济社会中的问题，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熵增。
不过，我从香港飞来北京的目的并不是劝你们都去做经济研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专长，不是实验班的所有人都会走上研究的道路。我在700块钱的廉价航空经济舱里顶着已经三个星期没有休息的疲倦，写完这篇2600字的稿子，中心思想其实是想说：不论将来做什么行业，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始终听从内心的召唤、坚持自己的追求、保持热血与纯真……或者，讲得不这么说教：你们可以学学令狐冲，少一些功利、练一身本领、多讲点情义，那么，总有一天会赢得属于自己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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